秋日的海风拂过古老的关城，青灰色的砖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。镇东门城楼上，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大字雄厚遒劲。

  9月中旬，《楹联中国行》栏目组记者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，探访这座承载着历史风云的“天下第一关”，也走近那副悬挂于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门前的著名楹联：

  这副楹联为何成为山海关的文化符号？它诉说着怎样一段地理故事与历史传奇？我们跟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志勇登临关城，从联语中感受这座雄关的壮阔与深沉。

  登上山海关城楼，极目远眺：北有燕山，连绵起伏；南临渤海，碧波浩渺。山与海在此轰然交汇，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，也让人瞬间领会到“山海关”地名的精妙。

  “这副楹联，用寥寥14个字，概括了山海关‘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’的战略地位与历史宿命。”杜志勇说，它不仅对仗工整、声韵铿锵，更已成为山海关的文化基因，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。

  “山海关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，是明代北方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关键枢纽。然而，这副脍炙人口的楹联却并非明代遗存。”杜志勇告诉记者，在清代地方志中，未见到完整联句的记载。直到195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北戴河山海关游览手册》中，才首次出现完整版本，“由此推测，它或源于地方谚语，成型于近现代，作者亦不可考”。

  上联“两京锁钥无双地”，其中“两京”指的是清代的北京与盛京（今沈阳）。清朝定都北京，以盛京为留都，“两京”之说由此流行。“锁钥”喻指雄踞战略要地的关隘，“无双地”则点出其独一无二的重要性。明确了“两京”所指，上联含义便豁然开朗：山海关既是连接北京与盛京的必经通道，更是拱卫两京的战略咽喉。

  下联“万里长城第一关”，则道出了它在万里长城中的地理地位。公元前221年，嬴政横扫六国，秦建立大一统王朝后，下令把燕、赵、秦旧有的长城连接、加固，长城成为中国北方的防线象征。明代，山海关筑成，成为万里长城东起首关，起到扼守辽西走廊、护卫京畿安全的屏障作用。

  在千里之外的雁门关，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留下名联：“三边冲要无双地，九塞尊崇第一关。”与山海关楹联意境相似。杜志勇认为：“山海关楹联的创作可能受其影响。而它之所以流传更广泛，与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峻青以山海关为题材创作的散文《雄关赋》密不可分，里面就提到了这副楹联。”

  “如果你以为山海关仅是悬挂‘天下第一关’匾额的一座城楼，便是小觑了它。”杜志勇说，事实上，它是一整套精密如钟表的军事防御体系。

  明朝初年，北元势力不断扰边，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修筑长城，以提高防御能力。徐达巡视至此，见“大山北峙，巨海南浸，高岭东环，石河西绕”，地势险要，军事价值无可替代，遂将榆关东移，筑城设防，逐步形成科学严密的防御网络。

  防御体系分为内外两层：内层以关城为核心，辅以瓮城、罗城；外层主要是散点分布的哨城、翼城和各路的关隘、烽堠等，与内层形成掎角之势。

  在山海关辖区绵延26公里的长城线上，共设十大关隘，建有敌台43座、城台51座、烽火台14座，真可谓“步步设防，层层设险”。

  “重关称第一，扼险倚雄边。”作为防御核心的山海关主城，墙高14米、厚7米，城外还掘有宽16米、深9米的护城河。1568年，明朝蓟镇总兵戚继光镇守于此，为防御北虏，将长城向东延伸至大海，筑成闻名遐迩的“老龙头”。自此，山、海、关、城浑然一体，成为冷兵器时代从未被正面攻破的“铁壁雄关”。

  直至1644年，吴三桂在此引清军入关，与李自成军鏖战石河，山海关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。此后，天下易主，山海关从此名动中原。

  及至近代，这座雄关再度成为民族命运的注脚：八国联军入侵，城楼被毁、关城烽烟；1933年，山海关之战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，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；1945年，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光复山海关，终结了日军长达十二年的占领，控制了进出东北的战略通道，也成为中华民族战胜日寇、收复河山的象征……

  古老城墙上，累累弹孔依稀可见，如同一部无言的史书，记录着硝烟与不屈。山海关，这座历经风雨的雄关，既见证了民族的深重苦难，也铸就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丰碑。

  走进馆内，站在宽24米、高9米的巨型玻璃窗前，600余岁的角山长城尽收眼底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，或驻足凝望，或拍照记录，惊叹古人的智慧与气魄，感受长城的沧桑与伟岸。

  从春秋战国夯土筑垣，到秦汉连城为线，再到明代万里砖石巨龙，长城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巅峰，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宏大史诗。它见证了农耕与游牧的对峙，也见证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。

  千百年来，长城脚下的百姓耕作牧养、贸易往来。关隘之间，不同民族互通物资：游牧民族带来牛羊、马匹和皮毛，农耕百姓拿出茶叶、布匹和铁器。在“防”与“融”之间，长城逐渐成为文明对话的通道。正如杜志勇教授所言：“长城不是隔绝，而是连接；不是冷墙，而是桥梁。”

  到了清代，随着边疆统一与火器普及，山海关与长城一样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地位，成为帝王东巡祭祖的驻跸之所，也是文人雅士登楼咏怀的胜地。词人纳兰性德更在此写下了一首著名的《长相思》：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”

  近代以来，民族危亡之际，“长城”再度被赋予精神象征。田汉挥笔写下“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，聂耳为之谱曲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民族觉醒的号角。主席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诗句，更让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象征。

  今日山海关，烽烟散尽，雄关依旧。成千上万的游人登上城楼，望燕山巍巍，观渤海滔滔，感受着历史的苍茫与文明的脉动。

  抚摸山海关的城墙，指尖传来的不只是砖石的冰冷，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温度。每一块城砖都像是一个汉字，共同组成了一部用土木砖石写就的厚重史书。

  这部“石头的史书”有着独特的叙事语言：城墙的高度和厚度，诉说着古人对安全的渴求；瓮城与罗城的精巧布局，展现着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智慧；而城楼上那些斑驳的弹痕，则是近代百年风云最直接的见证。

  当纸帛易朽、竹简易腐之时，山海关却用最质朴的材料，将六百年的记忆凝固其中。明代工匠的巧思、清代商旅的足迹、抗战将士的血性，都在这砖石之间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真正的历史遗存从来不是某个时代的“标本”，而是层层积淀的“活化石”。

  砖石无声，却在默默提醒我们：有些历史，需要亲身站在它的面前，用心灵去阅读和感受。

  文学博士，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中国古代文学、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。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、古典目录学、石刻文献学研究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、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等多项，发表文章30余篇，整理文献《孔融陈琳合集校注》等10余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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